1937年晏济元与张大千在北京，左晏济元、右张大千

　　我和晏济元是近70年的朋友。认识晏济元和张大千，在20世纪30年代初。那时我和他们都住在上海法租界西门路，张大千住在西成里169号，晏济元借住张家。因我也爱好书画，和济元有来往，也常到张家去玩。济元非常勤奋，我每去都看见他在写字画画。他的书画都是学石涛，有时也临摹宋元工笔花鸟。在济元处，也看过张大千很多山水人物、花鸟作品。山水学石涛、石、渐江，人物学唐寅，花鸟学八大、华新罗。有时，张氏也仿宋人的红叶草虫，兼取陈老莲的古拙苍劲的笔法。我觉得他俩是走的一个路子。
　　我和张大千相识，是由济元介绍的。初次相见是在张家的厅堂，当时只有30多岁的张大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一口络腮大胡子和高谈阔论洪亮的声音，以及他那中等身材、肥头大耳的形象。我去时他正在和一个秃顶中年人谈诗论画，事后知道那人是张氏的好友和邻居谢玉岑（谢稚柳的哥哥）。一次是张大千和乃兄善 在湖社开展览会，我和济元一道去参观，张氏自作招待。展览会除张氏兄弟的作品外，还展出了他们收藏的古书画，多为明清人的作品，以石涛、八大的精品为多，最突出的是唐太宗写的《御屏风书》，并有刻本附表于一卷中，特别吸引观众。据说这件珍品的收购有一段故事：在张大千收购以前，上海的收藏家都说是假的，后来送给张大千看，他一见就觉得是精品，把全卷打开一看，后面历代名人题跋都是真的。他也假装说是赝品，掮客因卖方需款急于脱手，请他帮忙买下，他推说情不可却，就以贱价买下了。当时张大千的画每幅已卖到60元大洋以上，他也常以自己的画和画商易画。以后张氏自然也以大价收购名画，如《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之类。就在这个时候，我从钟山隐处知道，张氏当时也作假画卖。海上收藏家、名画家如黄宾虹都上过当，曾将其所藏石涛精品调换大千所临摹的石涛山水画。最有趣的是，上海一个名叫程林森的地皮大王，收藏石涛、八大作品颇多，新建华居，客厅极为宽敞华丽，但是没有那样长大的画幅可挂。正在向朋友叹息，如能买到石涛、八大两堂画屏配上，就再好不过了。这消息被画商听到，就告诉张大千。于是张氏就照其客厅尺寸，赶制四幅八大荷花，叫画商去兜售，果然一拍即合，卖价很高。苏州名画家吴湖帆从画商手中买得梁楷寿星一幅，视如珍宝，誉为天下第一梁疯子，大宴宾客于上海陶乐春酒家，首推张大千鉴定，张氏说是自己所作，曾于该画左下角后面记有“大千”二字，验之果然，四座惊服，主人茫然不知所措，事情传开，轰动一时。而张氏亦以此名噪沪上。既然张氏在画坛已有名望，为什么还要作假画卖呢？不必为贤者讳，原因很多：一则当时上海画坛，帮派森严，排外性很强，外地画家要想在上海露头角，很不容易，据说张大千作假画就是为了亮真本事，用以攻破派别壁垒，故张氏的出名，是和他造假画分不开的；一则由于张氏生性豪爽，爱挥霍，为了开财源，在当时作假画也是一个生财之道。在作假画的同时，弄假获益，也从而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技法基础。
　　还有一次和张氏见面是1935年前后在日本东京。当时我和济元都在日本读书。我们去看望大千时，他住在本乡租赁的一所日式房子里。我也带了几张自己的山水画，请他指教，并请他画了一幅小品。谈话不外乎学中国画，既要模仿，也要师造化。在学习过程中，他强调一定要学会构图，将自然界和古画的优点融会贯通，才能有所创获。雅致的风格，只能来源于学问和修养。我问他四王可学么？因为当时上海画家学石涛、八大成风，看不起四王。一个以画石涛闻名的张大千却说：“王石谷功夫深，他的仿古都是好的。”大出我的意料之外。由此可知，张大千学古人是兼收并蓄，取其所长，化为己有，并不轻易贬低古人。晚年他在一篇《画说》的文章里，强调中国画学西法，必须融化于中国画法之中，看起来具有国画的神韵，不留丝毫西画外貌，才算上乘，这是和他早年的观点基本相符的。
　　还有一次和张氏相会，是抗战后他从北京逃难到重庆。晏济元先期返川。也是济元邀我一道到陕西街张大千哥哥开设的一家杂货商号去拜访他的，同时也会见了张善，他正在伏案画老虎。因客人多，没有谈什么，只是请他写了一幅字，保存至今。他这次回川，据济元说，当时北京一个敌伪学校想请他去任教，利用他在画界的声望作号召。他进退两难，济元就以声誉攸关力劝，应及早离开北平。商妥先到天津开展览会，然后取道上海返川。于是济元尽先将大千之子雅各、雅弗及其宝藏随身带去上海，绕道香港返川。随后张氏亦沿此路回川。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济元替他送家眷，却不知道济元力劝张氏一节。